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大东亚战争终战之诏书》（简称《终战诏书》），宣布接受《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同年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重光葵、武装部队代表梅津美治郎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向同盟国签署投降书：“我们兹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及在日本控制下驻扎各地的日本武装部队，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这也是此次9月3日阅兵的历史依据之一。
对于日本在“二战”中的战败，我们习惯性地称其是“无条件投降”。但事实上，相对于德国而言，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其实是“有条件”的。盟国对保留天皇制的暗示，以及在《波茨坦公告》中的“宽厚”，对日本投降起到了加速作用。
保留天皇为“维稳”
与日本交战至其投降，曾是盟国对日作战的基本原则。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发布的《开罗宣言》明确提出“三大盟国将继续坚忍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斗，以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但值得注意的是，中美英三国1945年7月26日发表的《波茨坦公告》的措辞，和《开罗宣言》相比有微妙变化。《波茨坦公告》共13条，其中第5条规定：“以下为吾人之条件，吾人决不更改，亦无其它另一方式。犹豫迁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第13条规定：“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必须强调，《开罗宣言》的“日本无条件投降”和波茨坦公告的“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不仅仅是表述上的差异，而是对日政策上的差异。因为，在此期间，美国统治阶层对如何处置天皇和天皇制，经历了激烈争论，在政策上发生了不容忽略的变化。
早在1942年8月，美国国务院特别调查部设立了以克拉克大学乔治·布拉克斯理博士和哥伦比亚大学胡格·博顿博士等远东问题专家为中心的研究班子，着手研究战后对日政策问题。据博顿回忆：“国务院在1942年秋首先选择的研究课题有……是否应保留天皇制？如应保留，那么是否应限制天皇的权力？如应限制，又应限制到何种程度？”
1943年5月25日，美国国务院战后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成员科威尔，递交了一份题为《日本天皇的地位》的报告，强调保留天皇制符合美国的利益。报告强调，“天皇制是极为有用的财富，不但是促进国内稳定的利用对象，而且是导致盟国对日政策能取得预期变化的利用对象。”
直到原子弹爆炸成功，为“强硬派”增添了一个重要砝码。迫于“强硬派”压力，7月17日，国务卿贝尔纳斯建议删除《波茨坦公告》草案中保留天皇制的内容并获得杜鲁门总统的同意。7月1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杜鲁门的意见提出，将保留天皇制的内容改为“日本国之最终政治形态，由日本国国民自由表明之意愿决定”。这一内容后体现于《波茨坦公告》第12条。原先决定明言的“保留天皇制”，改为“天皇地位未定”。
日本投降变“日军投降”
随着原子弹的接连爆炸与苏军不宣而战进入中国东北，日本继续作战已无可能。8月9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就提出“护持国体”一个条件，还是再附加自主撤兵和复员、自主处罚战犯、对占领不予保障三项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进行讨论和表决，结果首相、外相、海相主张只提1个条件，陆相、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主张提1+3个条件。铃木贯太郎首相遂禀报天皇：“仰圣上根据圣虑作出决断，并以之作为会议决定。”天皇裕仁遂作出了“第一次圣断”。天皇侧近内大臣木户幸一再他的日记里记述了天皇的“圣断”。“十一时五十分至翌日二时二十分，在御书房附属室举行了御前会议。根据圣断，决定以外务大臣案，即仅以确认皇室和天皇统治大权为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
10日凌晨3时，日本内阁通过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议。10时，外相东乡茂德向美、英、苏、中四国发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电文：“帝国政府注意到，昭和20年（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首脑共同决定并发表、尔后苏联政府签署的对我国的公告（即《波茨坦公告》）所列举的条款中，不包含变更天皇统治国家之大权的要求。基于这一理解，帝国政府接受上述公告。帝国政府相信，上述理解正确无误。切望即刻对此表示明确意向。”
8月11日下午，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代表美英中苏四国作出答复：“对虽然接受《波茨坦公告》，但同时认为‘公告所列举的条款中，不包含要求变更天皇统治国家之大权之要求的日本国政府的通告，兹阐述吾等之立场如下：日本国之最终政治形态，当按照波茨坦公告，由日本国国民自由表明之意愿决定。”即再次重申了《波茨坦公告》“天皇地位未定”的立场。
8月13日上午，日本再次举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核心组成员会议，对是否接受盟国要求进行表决，并再次形成如8月9日会议翻版的三人赞同、三人反对的结果。
8月14日上午10时50分，日本最高当局举行战时最后一次御前会议，由天皇“第二次圣断”，接受《波茨坦公告》。当天，日本政府致电美英中苏四国：一、由天皇颁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诏书；二、重申为了实施《波茨坦公告》的各项条款，由天皇授予日本政府和大本营执行美英苏中四国上述要求的权限。
军队投降与国家投降，这两者区别很大。按照“卡萨布兰卡讲话”和《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投降的内容除了军队解除武装，还有永久铲除军国主义，将战犯交付审判，消除阻止日本人民民主的政治障碍，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若只讲军队投降，那么原有的军国主义政府和战争罪犯都可不追究，其可维持战争的工业基础也可不触动。
对美国的这一态度，盟国虽有不同意见，然而实力是最大的发言权。当时只是美军有能力占领日本，苏联海军在太平洋力量很小，英国无力顾及远东，中国则根本无海军，美国就此垄断了战后对日处置权。
被利用的民众意愿
所以，日本投降实际上是以天皇为首的上层在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同美国进行的一场交易。既然是“交易”，自然要讨价还价，就不会是“无条件”，只不过这次交易罕见地符合了买卖双方的利益。
1945年12月，日本舆论调查研究所就天皇制的存废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支持保留天皇制的高达91.3%。但天皇制的保留，究竟“由日本国国民自由表明之意愿决定”，还是由美国利益决定，值得探讨。
盟军驻日占领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之所以一直持有反对追究天皇裕仁战争责任的立场，与他的军事秘书波纳·费勒斯准将的影响有直接关联。波纳·费勒斯在战前曾跟随日本惠泉女子大学校长河井道子学习“武士道的精神和天皇制”，他向麦克阿瑟递交了一份意见书，强调：“在我军实现无血进驻日本时，需要获得天皇的帮助。由于天皇的命令，700万日军士兵放下了武器，迅速解除了武装；由于天皇的命令，避免了700万美军士兵负伤，战争的结束超乎预期。如果一边利用天皇，一边将天皇作为战犯进行审判，对日本国民是一种违背承诺的行为。因为，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国民，接受了明确表示保存日本国体的《波茨坦公告》。如果将天皇作为战犯加以审判。日本政府将会瓦解，各地的暴动将会此伏彼起，并引起日本国民暴动。即便他们没有武装也难以避免发生流血惨案。为此，需要有大量占领军和数以千计的官员去应付，从而势必导致日本国民感情的恶化。”
第二天，波纳·费勒斯又递交了一份意见书，作了三点补充：“第一，若废黜天皇，可能在日本引发革命。第二，华盛顿若将天皇作为战犯送交国际审判，必然引发日本全国性暴动。白人在特别警戒区之外必然会遭到暗杀。第三，始料未及的战败，已使日本国民感到耻辱。能够依赖作为精神领袖的天皇，是日本国民唯一的安慰。”
时至今日，虽然年轻人对天皇的存在感并不如前辈人那么强烈，但日本的“皇国意识”一直未被清除，甚至被右翼拿来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象征。2013年4月28日，安倍在“主权恢复日”三呼“天皇陛下万岁”让外界哗然，但也让国际社会再次意识到天皇存在的重要性。
而这，也是日本不能“以德为师”的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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