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Gē）姓源出有二： 1、出自夏朝东夷族的寒国，以国名为氏。伯明之子名浞，因属寒国人，故史称寒浞。他杀死后羿当了国君，篡夺了夏朝政权，自立为王，封他的一个儿子浇在过国，另一个儿子封在戈国（位于宋、郑之间），为夏王朝附庸国。后来，少康中兴，灭掉戈国。原戈国后代子孙遂以国名命姓，乃称戈氏。 2、出自姒姓，是禹王的后裔，以国名为氏。寒浞篡夏以后，少康经过努力，终于复国。少康的儿子杼灭掉了寒浞建立的戈国，分封夏朝同姓人于戈。仍为诸侯方国，其后人亦为戈姓。
二、迁徙分布
戈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戈氏是距今4000多年前一个以戈为名的古国的后裔，《姓氏考略》载：“戈氏，禹之后，分封于戈，以国为姓，望出临海。”上古夏朝时候，有个东夷族建立的戈国，是夏王朝的附庸国。后来戈国公族的后代，就以国名为姓，世代相传。而戈国这个国名，原来也是取自地名。在夏朝的少康帝使夏朝盛以后，少康的儿子“杼”，就并合了戈国，那里不再称戈国，还是称为戈地。而杼又将王族中的人分封到戈地去。随后，受封戈地的王族又形成一支以地名为姓戈姓。常州戈姓先世源于临海戈氏。
1990年，株洲县南阳桥乡江边村出土一件戈爵，余对其来源心常耿耿。因而，对戈器的出土特别关注，且涉猎了有关著作。对戈器、戈国、戈人的源流略有所得。于是草就此文就教于大家。
戈器（略）
戈国
综合各家之言，戈族住地有四处。宋、郑之间的戈，陕西径阳与河南安阳，以及与亘相近的戈。下面我们将这四处戈族住地稍作分析，并由此做出正确与否的判断。
宋、郑之间的戈邑是否为戈族的原住地?
从大量商代戈器的出土和卜辞的释读，印证了商代确有戈方，同时也佐证《史记·夏本纪》有关戈为夏之同姓方国的记载应有所本。戈既为夏之同姓，为何将战争兵器戈奉为族徽而崇拜之?我们认为这与戈人发明战争兵器戈有关。
从戈族徽镇形象一实用兵器戈考察，该族自号戈，不是因封于戈地，用国为姓，而是在部落战争中发明了一种先进的兵器戈，并以擅长制造戈，善于使用戈而得名。戈是一种便于钩杀，横击和啄周的格斗武器，在近战中具有很大的杀伤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该族因发明戈在部落战争中获益匪浅，为了纪念这一重大发明，因以戈为号。受到这种武器威胁的异族，见之丧胆，指持之者为戈人。一如上古史中的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一类的得号。概言之，该族以发明先进兵器戈而闻名，并奉之为族徽，其聚居之处就称为戈地，其方国被称为戈方。因此，戈族的原居地应与考古发现最早的戈相关。
目前，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晚期已有青铜兵器戈，并分直内与曲内两型，它们都可能脱胎当时的生产工具石镰。二里头文化即是考古学认定的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
戈证实了夏代确已使用了兵器戈。二里头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是河南西部，包括晋西南部，涉及豫东、陕东、鄂北。戈本为夏之同姓，其住地应在二里头文化的中心地区或其附近。如果说夏代戈族住地在宋、郑之间的戈邑也就离夏文化的中心不远，离二里头遗址更近。
商代戈族分析于河南安阳与陕西径阳。
商汤灭夏以后，对夏遗民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戈人以发明战争武器而著称，其战斗力似不能小看，其族必在分析之列。戈族一部分头人作为种筛奴隶，随商王徙居安阳，一方面便于就近羁糜，更重要的是为商王室提供赋税和劳役。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在商周时代是有实例的。
《左传》定公四年:“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旅、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肖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
周初这种分治殷民的策略，既是当时种族斗争的需要，同时也是套用商人分治夏民的方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商王都安阳出土的戈器，就是移居在哪里供商王室贵族驱使的戈人的遗物。
大部分戈人遵照商王朝统治者的指令徙居于商的西部边鄙，即今陕西浸阳地区，作为敌对部族入侵商王国的屏障。卜辞允 来自西，长戈化告日邛方、于我奠，就是西部戈人传来的敌人入侵警报。武丁卜辞中有戈挞，羌的记载，陕甘一带自古就是游牧部落
羌族活动的地区，陕西西北部有名为羌白(伯)的地名，或许羌族在那里还有据点。因之，早在武丁之时，戈人就在径阳一带打击羌族的入侵。陈梦家先生没有注意到这一史实。根据戈、亘相战的卜辞推测另有一与弥村六邑之戈稍有距离，而与亘相近的戈地。李实这个戈地就在陕西浸阳地区。这里与山袒垣曲并不很远，隔河可相遥望。戈与亘之间发生战争完全是可能的，即如后世秦、晋之战。径阳地区出土的戈器即是戈人徙居商压国西部边鄙的见证，直到西周中期仍有戈产子孙在那里生息。
武王灭商后，浸阳一带已成为周王国的畿内地，戈人曾为商王国保卫西部边睡的俊命因周王国的崛起而终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加快了青铜兵器的普及，戈人曾因发明乒器戈而拥有的辉煌已黯然失色，其军事优势也已不再。戈人在周王国的政治地位更不如从前。不仅如此，由于戈族的住地处于周王国的中心区域，这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周人跳排挤和侵占，失去栖身之地的戈人被迫徙居他乡。西周初年，有部分戈人从关中东迁洛阳，这可能就是洛阳出土西周早期戈族铜器较多的缘故。
综上所论，夏代的戈国应在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内，或许就在宋、郑之间的戈邑。商代的戈方应在陕西浸阳地区，安阳则是部分戈国贵族羁糜的地方。入周以后戈族式微，离散各地不显于世。
戈人
出土戈器象一颗颗明珠交相辉映于大河上下，长江南北，把远古的戈人照射得如此鲜明生动，如此灿烂辉煌，令人由衷地感叹。人们不禁会问，三千多年前，戈人通过什么途径将这些艺术珍品扩散在如此广阔的地域?是战争劫掠，是商旅传递，是异地交换，是国际赠与，还是氏族迁徙的遗存?这些情况或多或少都曾有过。然而，我们认为出土戈器较多的地区必是戈人的迁徙所至。上节已经讨论过出土戈器较多的两个地区安阳与泾阳，并对洛阳出土戈器的原由作了推测。本节着重考察一下出土戈器较多的湘江中下游地区，亦即戈人南迁。
戈人向江南的迁徙是商人南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目前所见有商代从中原迁到南方有族徽可考的两个主要氏族之一。戈人南迁的状况大致反映了商人南迁的基本情况。
戈人迁入江南的范围。目前江南出土确认是戈人遗物的地点有3处，它们是位于湘江下游支流为水岸边出土戈的宁乡黄村炭河王家坟山，位于湘江下游支流涓水岸边出土戈解的湘潭青山桥高屯，位于湘江中游江边台地出土戈爵的株洲南阳桥江边。这三处地点分别位于湘江中下游的江边台地或其支流岸边，可见南迁的戈人主要活动在湘江中游地区。
戈人南迁的年代。湘江中下游出土的戈器除湘潭青山桥的戈解为西周早期器外，余下的戈卤，戈父庚鼎，戈爵均为商代晚期器。即戈人南迁湘江中下游的年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戈人南迁的方式。商代末年封王暴虐，族属之间的矛盾激化，戈人南迁的主要原因可能是逃避暴政。从株洲南阳桥出土的一觚一爵的戈人墓可以看出，此墓主应来自殷都安阳。因为，觚爵相配随葬是殷墟小型墓流行的葬俗，该墓主崇尚这种葬俗，非安阳来者莫能为。这种觚爵相配随葬的小墓在津市泠澹农场也发现过。可见从安阳迁来湖南者不是个别现象。既然是逃避暴政，就不可能是风暴式的有组织有目的的殖民占领，而应是渗透式的陆续迁入。并决定迁入者只能与土著和睦相处，逐渐融合。湘江下游发现一些商文化遗址，开始都表现出强烈的商文化特征，最后都被土著文化所同化，恰好反映了这种从和睦相处到逐渐融合的历史过程。
戈人南迁的贡献。戈人以发明戈而著称，早在夏代他们就掌握了铸铜技术，时至商代晚期，他们的铸铜技术应该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们的迁来，给湘江中下游地区缓慢发展的青铜铸造业注入了新鲜血液，使之生机勃发，突飞猛进，直追中原。从此，这里的青铜铸造业精品迭出，奇葩纷呈。如宁乡月山铺出土的四羊方尊、湘潭九华出土的豕尊，醴陵仙霞出土的象尊、衡阳包家台子出土的牛尊，件件都是艺术瑰宝。湖南湘江中下游出土商代青铜器最多，又以宁乡黄材一带最为集中，有研究者推测:这里可能建立了方国类的政治实体②。如果这种认识符合史实的话，那么，有些南行的戈人很可能就在这个方国从事青铜铸造业。当然，他们仅仅是铸造者，并不是青铜器的所有者，青铜器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按照所有者的意志铸就的。所以，湘江中下游出土的青铜器虽不乏黄钟大吕之作，但缺少礼器组合。说明商周之际南方仍是中原礼制王化不能被及的地方。
戈人的南迁，使中原、南方的青铜铸造技术从此接轨，南方的青铜文化面貌焕然一新，中国的青铜文化形成南北辉映的崭新局面。戈人南迁的贡献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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